她的画讽刺而柔和，像钢铁一样坚硬，像蝴蝶翅膀那样自由，像微笑那样动人。真正艺术性的死亡本质上只有两种：要么死于水，要么死于火。

这首歌应该是墨西哥的一首民间歌曲。这个版本是chavela vergas唱的。这个女歌手（现在年纪很大了）跟frida当年有过同性恋情。恰好今天才知道这首歌的背景：一个美丽的女孩，意识到自己的美丽以后，决定一定要到一个配得上自己的男人。这一天恰好看见一个农场主的儿子，英俊、多才，姑娘故意玩了个小手段，故意对小伙子的追求不屑一顾，这激发了小伙子的征服欲，非她不娶了。姑娘终于实现了自己的心愿，婚后不久却发现，她的丈夫对于已经征服过的东西就不再感兴趣了，他对姑娘的热情跟对征服不驯顺的马匹的并无两样。丈夫常年在外，偶尔回家一次，也只对孩子感兴趣，女人面对自己的失败，渐渐把怨恨转移到孩子身上。一次全家出游，丈夫对她视而不见，只跟孩子逗趣，并旁若无人地表明以后还要再娶别的女人的时候，女人终于受不了了，她认为孩子毁了她的婚姻，于是在丈夫离开后，把孩子拉到河边，推了下去。当河水卷住孩子的瞬间，她突然清醒了，大喊道：我的孩子！可是孩子已经被河水卷走淹没。女人也倒在河水里。人们埋葬她后，常常在夜里听到女人的哭泣声：我的孩子们在哪儿？

这首歌的名字就是：哭泣的女人---la llorona

弗里达·卡洛，墨西哥最受欢迎的现代女画家，1907年7月6日出生于墨西哥市市郊。身为摄影师的父亲威廉·卡洛是匈牙利裔犹太人，母亲玛蒂尔德·卡尔德隆则兼有西班牙与印第安血统。18岁时，弗里达与男友阿列詹德罗·阿里亚斯在放学途中遭遇车祸。他们乘坐的巴士与一辆有轨电车相撞，数名乘客丧生。弗里达裸体出现在铁柱中——扶手穿透了她（栏杆从她身体的一侧插入，从阴道穿出）。某人携带的一瓶涂料洒在她身上，她全身涂满了金粉，好似一座由肉体、鲜血和金子制作的痛苦雕像。撞车使她的脊柱三处断开，打碎了她的股盖骨和肋骨。骨盆三处破裂，大腿十一处骨折，右脚被完全压扁。但弗里达却奇迹般地存活下来，并在不久之后得以过上一种基本正常的生活。痛苦和坚毅从此成为她生命和作品的绝对主题。

弗里达回到世上后不久，便遭遇了她“生命中的第二个意外”——与壁画家迪戈·里维拉的结合。他当时42岁，体重136公斤，结过两次婚并经历过数不清的风流韵事，创作鸿篇巨制的大幅壁画；她则年仅22岁，体态娇小并且身体虚弱，画几乎可以算是微型的画架画。弗里达的母亲对这段姻缘颇有微词，称其为“大象与鸽子的婚姻”。婚后，里维拉一如既往的不忠行为和自己无法生育的残酷事实带给她双重的打击，弗里达成为公开的双性恋者并拥有许多知名的情人。两人就这样彼此深爱并狠狠伤害对方，直到1954年7月13日弗里达在科伊奥坎的蓝屋（这也正是她出生的地方）与世长辞。

在她生命的最后几年，弗里达被挂在器械上，脚上悬着二十公斤的重量，她被锁在铁质、皮质、石膏质的紧身胸衣里（从1944年到去世她使用了二十八件紧身胸衣）。为止痛她一天喝一瓶白兰地。她至少做了三十二次外科手术。仅仅从1950年3月至11月她就接受了六次脊柱手术；在刚缝好线的部位给她缝上了石膏，当开始发出难闻的气味时，她发现自己的伤口正在腐烂。从1944年起她遭受极其钻心的疼痛，迫使她依赖上吗啡。她的右脚长了坏疽，1953年8月从膝盖以下被截肢。

可就是这个弗里达，为我们留下了将近两百幅不同寻常的画作（其中大部分为自画像）。这些作品“坚硬如钢铁，脆弱如蝶翼，欢欣如醇酒，悲伤如人生中的苦难。”

确实，弗里达曲折的人生经历本身即是一封扣人心弦的推荐信。也难怪这位一字眉，有一撇小胡子的女画家虽然在中国尚未广为人知，却早已成为欧美人的文化偶像：Jean Paul Gaultier称她为“我的艺术女神”，流行天后Madonna更是对她推崇备至，不惜重金买下《诞生》一画，并将其作为自己评判他人的“试金石”。

或许正是由于个人经历太过丰富多彩的缘故，人们总是习惯于将弗里达的作品看作一篇篇对苦难生活的注解：作于1926年的《自画像》是赠送给初恋男友阿列詹德罗的礼物，公主般纤细优雅的弗里达摆出令人伤心的波提切利式手型，希望挽回已逝的爱情；《稍稍掐了几下》取材于真实的新闻事件，一个男人乱刀砍死了自己的妻子，当被法官问及这样做的原因时，他却满不在乎地答道：“只是些小伤口罢了。”但这幅作品画于里维拉与弗里达的妹妹克里斯蒂娜发生暧昧关系后不久，所以实际上是她内心痛苦的真情流露。而那幅著名的《断裂的脊柱》显然是弗里达一生的最好写照，她将自己描绘为融圣塞巴斯蒂安与悲叹圣母为一体、着铁质胸衣的圣徒形象，原本是脊柱的地方却为一根裂成三截的爱奥尼亚式圆柱所填满，生活就这样被飞来横祸击得粉碎。

甚至弗里达的静物画都被认为折射着她的人生。我们被告知，《剖开的水果》一画表现的是她具有侵略性的性欲，以及生育能力对她的困扰，就像在她自画像中出现的猴子一样，即使她只是把它们视作宠物（显然，她经常画的宠物狗则没有这种内涵）。

茱莉·泰默2002年拍摄的电影在所有关于弗里达的品类芜杂的传记作品中未必是最有深度的，也未必是最有特色的，但她在对这个问题的处理上却显然是明智的。当电影中的弗里达说自己的绘画值不了几个钱，“它们只对我自己有意义”时，导演却以同位女性艺术家的敏感借托洛茨基之口指出：“不，弗里达，人都是孤独痛苦的，而你的作品无疑为他们带去了黑暗中的一道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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